终末期肾病（ESRD）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，肾移植作为其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供需严重失衡的长期挑战。自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立以来，我国移植事业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但巨大的患者需求与有限器官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。肾脏病学珞珈论坛上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钟自彪教授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为例，系统介绍了肾移植领域从技术拓展到管理模式的一系列创新实践，为探索缓解供需压力、提升移植疗效的综合路径提供了参考。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钟自彪教授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的发展历程，是中国部分大型医院器官移植学科建设的缩影。该中心于2006年奠基，于2010年正式启动运行，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。10年内跻身国家级医疗质控中心，现已成为集肝、肾、心、肺等大器官移植全资质单位。其器官捐献数量近年居于区域前列，2024年1至11月完成器官捐献144例。
然而，这相对于庞大的患者需求而言仍显不足。数据显示，仅湖北省等待肾移植的尿毒症患者数量高达七千多人，而全国范围内每年实施的肾移植手术仅一万余例，与数十万潜在需求者相比存在巨大缺口。这一供需矛盾构成了我国肾移植事业发展的核心背景，推动着器官来源拓展和移植模式优化的双重探索。
为应对器官短缺，当前普遍采取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为主，亲属活体肾移植为辅”的双轨策略。
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器官的主要来源，其数量增长有赖于捐献率的提升。我国百万人口捐献率（PMP）已从十年前的较低水平增长至2024年的4.78，进步显著，但与西班牙等移植事业发达国家（PMP长期超过40）相比，仍有较大发展空间。这需要持续的社会宣教、医疗体系建设和政策支持。
亲属活体肾移植是缓解供需矛盾的有效补充途径，具有以下优势：
等待时间短：相比于等待遗体器官捐献，亲属肾移植的审批流程相对较短。通常，患者通常等待1到2个月即可进行手术。
配型成功率高：由于供受者之间存在血缘关系，组织相容性通常较好，这使得亲属肾移植的配型成功率相对较高。
恢复速度快：活体移植的肾脏相对健康，冷缺血时间也相对较短，因此，移植后的肾脏能够较快地恢复功能。
经济负担较轻：目前，我国亲属肾移植费用在10~20万，如果是遗体器官捐献，移植费用在30~50万。
且随着技术进步，除了单纯的肾移植外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完成了湖北首例肾移植合并胰岛细胞移植，实现了患者血糖与肾功能双重稳态。因此，在伦理审查严格、医疗技术保障的前提下，安全、规范地推进亲属活体肾移植，是当前扩大移植受益者范围的重要方向之一。
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中心依托国家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，建立了贯穿供体评估、器官获取、质量优化到移植术后的全流程管理体系。
捐献者维护：对捐献者进行体系化管理、评估，改善器官功能维护，包括维护肾脏功能、稳定血流动力学、平稳内环境、控制炎症与感染。并实现了6小时内出具供体宏基因结果。
优化器官质量：供肾灌注、保存及修复技术提升。每个供肾在移植前均进行病理活检，离体后实施体外修复与优化。机械灌注等技术有效改善了供器官质量与预后，常温区域灌注等技术也为解决器官短缺提供了新思路。
扩大标准供体利用：对于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肌酐偏高等扩大标准供体，通过低温机械灌注技术，使其移植效果接近标准供体。此外，还有案例将单个捐献者的双肾联合移植给同一受体，有效缓解了供体短缺问题，五年存活率无显著差异。
ABO不相容肾移植：通过术前约一个月启动的降低血型抗体滴度治疗，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跨血型亲属肾移植，进一步拓宽了器官来源。
肾移植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其成功离不开多学科的深度协作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医学中心与肾内科牵头，联合泌尿外科、病理科、重症医学科等院内相关科室，并联动省内其他医院，成立肾脏病与移植多学科协作组。协作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：
临床联动：全链条高效服务，共建“省-市-县”双向转诊/远程会诊通道；联合制定诊疗规范；共享优质专家资源。
科技创新：多中心联合攻关，共建多中心临床数据库，联合开展前瞻性研究；共享实验室资源，联合发表高水平成果。
教学培育：分层级能力提升，省级医院定期开展技术实操/培训；搭建线上平台，共享病例/指南资源；推行“专家驻点指导”，专家定期筛查。
不仅如此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还构建了一套层次清晰的肾脏病-移植诊疗协同生态体系。该体系包含管理委员会（决策层）、专家委员会（技术支撑层）、协作组办公室（执行层）以及协作委员会（院外协同层），通过多层级联动，旨在打破传统科室壁垒，构建覆盖诊疗全程的一体化服务模式，从而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与满意度；同时，积极搭建多学科融合与学术交流平台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技术转化，持续增强学科整体的技术竞争力与创新能力。
未来，推动肾脏病与移植领域的多学科协作向制度化、常态化发展，不仅是提升单个医疗机构诊疗水平的需要，更是应对终末期肾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挑战、让创新技术和有限资源惠及更广大患者的必然趋势。
